我们正处在一个发生着非凡变化的时代。这是中国人民一代一代筚路蓝缕、奋斗不止换来的。这一时代将实现中国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彻底转变，使中国走向全面的现代化。这也是一个从文明顶峰跌落向民族的崛起奋进的时代。我们将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这也是一个快速变化、挑战众多的时代。她将考验我们的智慧、定力、气魄以及内心世界。对这样一个几乎是突然到来的时代，我们都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因为她的变化过于快捷、迅猛，以至于我们始料不及。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已经发生了改变，并且还在改变着，甚至可以说是瞬息万变。而我们却常常表现得懵然不知，或者手足无措。于是，许多人开始退回内心，勾画想象中的世界。对于这个非凡的时代，我们表现出了隔膜、疏离。因为，我们对她了解得太少，感悟得太少。文学、艺术，对这个时代的表现还远远不够。

　　不是我们缺少直面时代的勇气，而是我们缺少对她的认知。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创作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我们也倡导作家、艺术家要积极主动地到现实生活中去，认知生活，感受生活，拥抱生活，从而能够体悟到生活中那些最为闪光、最具艺术品位的东西。由于社会变化的快捷、我们融入生活的主动性减弱，使我们的认知程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往往隔着窗户看窗外，企望在有限的视野中了解无限的世界，这使我们的感受能力受到了极大限制。认知的局限、感受的疏离，导致我们体悟能力的退化。本来丰富生动的艺术表达，逐渐成为依赖过去以及曾经的生活积累而形成的概念性呈现。对现实的不了解使我们渐渐从灵感涌动、激情勃发的状态中出走，使鲜活的艺术变成了枯燥的阐释甚至论证。海量的难以选择辨别的信息淹没了我们的才情理智。我们对生活的基本判断能力由于对生活的疏离而变得迟钝。

　　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源于生产力的解放以及人们劳动方式的改变。今天的农民，可能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散处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某种意义讲，农民也许只是一种过往的回忆，或者纯粹的概念。过去没有的职业、人群不断地出现了。他们不再和30年前一样，有明确的身份、固定的职业、成系统的组织，以及相对稳定的居住地。新的社会阶层有新的劳动方式，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诉求、内心世界。因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邻里关系、亲友关系、同事关系与过去截然不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交通条件的改善使我们习惯了的时空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的出现、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影视技术的普及，使人们接受信息、交流情感也形成了新的方式。而这种所谓的新的方式的升级换代更是“苟日新，日日新”，使我们感到自己仿佛是在不断地被边缘化，甚至已经远远地落后了。更重要的，人们的情感方式变化了。人们不再依靠某种承诺，而是把自己的人格寄托在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所谓契约之中。人们也不用思念，更不用体验山水相隔难以相见的惆怅。互联网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切”。许多曾经美好的具有诗意的东西将消失。牧歌、乡村音乐、对大自然的敬畏，甚至包括曾经产生了许多令人思绪万千的、情意缠绵的书信将远离我们而去。文字，不再是与书写者的体温、情感相统一的表达，而是一种规范化的技术呈现。总而言之，一切都与我们曾经熟悉的、习惯的、祖辈相传的“过去”不一样了。

　　这种种无可避免的变化并不随我们个人的意愿而逆转。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积极主动地适应这种改变、认识这种改变、跟踪这种改变。就文学与艺术而言，这种巨大的变化加剧了其边缘化的进程。一方面，新的社会现象不断涌现，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面对这种变化，作家、艺术家表现出不能适应的疏离状态。这对创作者而言，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机会。所谓考验，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积极主动地了解感受时代的变化，就将被时代所淘汰。而机会是说，这种变化正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难以数计的话题。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充满了变化，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幻想；同时也充满了碰撞，充满了阵痛，充满了新鲜感。这种状况既是外在的，也应该是内在的。对于文学艺术而言，这首先是巨大的时代惠赐，但关键是能不能把这种状况转化为创作者的内在感受与体验。如果我们对这种变化茫然无知，那将是创作的不幸。如果我们能够以饱满的激情，积极主动地了解体验这种变化，并以艺术的手法把它表现出来，那将不仅是文学与艺术的幸事，也将是创作者自己的幸运。

　　要想了解时代的变化，有多种渠道。一种是通过阅读、研究，从理性的层面来把握。要做一个有抱负的创作者，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任何个人的经历与无限丰富的客观世界相比，无论如何都是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自己充满局限的生活之外，对时代的发展趋势、历史的进程与规律、世界变化的格局等等要有合乎实际和逻辑的基本认识。但是，就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来说，这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艺术创作是一种情感活动，是需要借助于具体的形象来表达人类对自身及其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虚构和表现的创造性活动。因此，仅有观念性的认知并不能转换成生动的人物形象。必须在这种认知基础上，找到足够具体的、鲜活的形象来承载我们所要表达的情感。创作者不能与研究者一样满足于理性认知，而必须大量地进行形象性感悟。这种形象性感悟固然要依靠创作者的想象力、虚构力，但是，它与具体的现实生活有着更加复杂多样而密切的关系。因此，它必须牢固地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在现实生活中体验、感悟、寻找那些给我们以启示与灵感的东西。与理性的研究者不同，研究需要的是客观与冷静，寻找和强调的是事物存在的因果关系与逻辑性。创作则不然。它不仅需要对事物规律性的把握，更需要创作者的激情体验，需要内心世界的隐秘冲动。而这种所谓的激情与冲动，是不可能在高楼和书房之内形成的，或者说这样是不可能表现出力量感、鲜活感与充沛性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与存在于大地上的具体的人和事接触。这种所谓的接触不仅仅是一般地知道，而更希望的是全身心地投入。也就是说，创作者不能满足知道某种人事的经历、故事，甚至传奇，而更需要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这些具体的人、事之中。唯有投入，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得到调动，才能激发起与当事人一样的喜怒哀乐。没有情感的调动，就没有情感的表达；没有具体的人事，就没有鲜活的形象。

　　但是，就创作者而言，自己了解的、进入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是具体的，有局限性的。这些生活素材是否具有典型性、普遍性，还在未知之中。有的人对深入生活的呼唤有这样那样的逆反。这不是我们的理论不正确，而是我们的方法有问题。因为生活的丰富多彩，我们往往注意到了生活的某一个侧面，而忽略了其根本性的东西。以今天的中国而言，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严峻的挑战。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抓住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表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如果我们放开胸怀和眼界看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的的确确是在大发展大进步。六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容否认，也是难以否认的。但是，就我们接触到的具体的人、事而言，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们是否能够反映这种时代的巨变？如果不能，我们又如何通过对这些具体的人和事的艺术转化，让人们透过生活的表象，触摸到更深层的历史脉动和时代潮流？如何才能艺术地反映这种伟大的变迁？这的确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大问题。这里既涉及我们的世界观，也涉及我们的审美观。换句话说，我们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更加有力地前行？还是相反？我们的创作究竟是要激励人心，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奋斗精神？还是相反？如果是后者，理所当然是我们反对的。但如果是前者，就应该在我们的创作中表达出我们国家、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精神与智慧，就应该给人以温暖与力量，就应该用艺术生动地表现在这样一个急遽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心灵的裂变与升华、情感的震荡与沉淀、理想的探寻与升腾以及人们开拓奋进、不懈追求的艰苦与庄严。即使是面对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有时甚至是大量存在的困难、问题，也要表现出我们民族战胜困难、解决问题的信心、智慧与力量。而要找到这样的鲜活形象，不走下高楼，不走出书房是不行的，单纯依靠自己有限的想象力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到现实生活之中去，必须到那些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进步出力、流汗，甚至流泪的人们中去，感受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智慧与力量。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的文学与艺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外来创作手法的传入，以及创作者个人文化素养的提高等等，可以说，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的才情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就对时代变化表现的深刻性而言，特别是对今天人们精神世界、情感状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表现而言，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我们还缺少那种具有宏大意味和终极性关怀的表达——这不一定是从大叙事的角度去理解；还缺少那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代巨著。如果我们再不努力，就可能使后人对今天的时代产生歧义，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已经产生了能够表现这一时代的伟大作品。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创作者没有这样的才气，而是因为我们的创作者没有真正融入这个伟大的时代，或者说，我们还没有自觉地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走出我们的书房吧，到那广阔的社会现实中去，用我们的才情与心灵拥抱这个时代，感受这个时代，真实、生动、深刻地描绘我们即将发生更大变化，并将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