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是人类生活的一大特征，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日常生活中对人的评头论足是评价，而工作中提拔干部要评价，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要评价，等等。但是，如何进行科学评价？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因此，确立和运用科学的评价标准，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就显得十分重要。

　　合理把握评价的个体标准和社会标准。评价标准有个体标准和社会标准。当判断某一客体有无价值时，必须明确是“对谁的价值”，“以谁的需要”为尺度。当判断某客体对某个人的价值时，其尺度只能是某个人的需要，凡是符合这个人正当需要的就是对他有价值的。当判断某客体对某一阶级、民族的价值时，其尺度只能是这个阶级、民族的需要，凡是能满足这个阶级、民族正当需要的就是对这个阶级、民族有价值的。同样道理，当判断某客体的社会历史的价值时，也只能以社会历史的需要为尺度，凡是能满足社会进步需要的就是对社会有价值的。

　　我们既不能只承认社会需要的尺度而否认个人需要的尺度，更不能只承认个人需要的尺度而否认社会需要的尺度。由于个人需要不同，必然产生对同一客体的不同价值评价。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反映的是个体追求的不同取向。“因材施教”、“对症下药”、“量体裁衣”等，表示的是尊重个人需要的独特性和它作为价值标准的不可取代性。同时，价值评价不仅要判断事物对个人的意义，更要认识事物对群体、社会的意义。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和发展。人们需要的产生、发展和满足，都要通过社会得到实现。因此，把握客体的社会价值是价值评价的重要任务。

　　评价客体的社会价值的尺度不是个人的需要，也不是某个群体的需要，而是社会的需要，也就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推动社会进步的需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也就是符合社会进步需要的，就是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泽东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其根本需要和利益同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以生产力发展为尺度，实质上也就是以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为尺度。正是基于此，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正确处理评价的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作为评价标准的主体需要，不仅有多种形式，而且每种形式还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如功利的、认知的、道德的、审美的等方面的需要。不仅如此，这些需要还可以区分为不同层次，如局部的、暂时的和整体的、长远的；高级的和低级的等。这些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需要，在一些情况下，往往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有时甚

　　至是互相冲突的。如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虽然能够满足人们局部的、暂时的需要，却损害和牺牲了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应尽可能地把某一方面的需要与其他方面的需要，局部的、暂时的需要和整体的、长远的需要，低级的需要和高级的需要等协调起来，并以此作为标准去评价事物，全面、准确地把握事物的价值。

　　在主体的不同需要、不同评价标准中，历史需要和道德需要，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特别值得分析。这是因为，对同一事物，同一社会现象，依据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大不相同，有时甚至会相互冲突，出现某种“二律背反”现象。

　　从根本上看，道德标准与历史标准是一致的。但是，道德标准本身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既有历史的传承性，也有着对现实、历史的某种超越性和理想性。由于道德标准和历史标准有着不同的视角和内容，因此，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结果必然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道德标准简单地归结为历史标准，也不能用历史标准取代道德标准。恩格斯曾以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为例说明这一问题：“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这里，道德的不合理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并存，正是“贪欲”、“情欲”、“物欲”成了社会发展的杠杆。当我们面对这种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中的矛盾时，应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上来观察问题，把历史评价放在第一位，坚持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

　　坚持历史标准和历史评价的优先性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甚至取消道德标准和道德评价。事实上，正是道德标准、道德评价与历史标准、历史评价的差异甚至矛盾，说明道德评价、道德标准的相对独立价值和不可替代性。问题的关键是站在何种道德立场上，以何种道德标准进行道德评价。因为，任何社会存在的道德都有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种形态。只有站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代表未来的立场上，对客观事物和历史现象进行道德评价，揭示其中的缺陷，才能为社会发展指明可能的方向。我们既要坚持历史标准和历史评价的优先性，也要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统一起来，作出正确的道德评价。　　

　　科学对待评价的动机论和效果论。人的行为是一个从动机到效果的过程。动机和效果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好的动机产生好的效果，但也可能好心办坏事；坏的动机产生坏的效果，却亦可能歪打正着，产生好的结果。如何评价人的行为，只强调动机，或者只强调效果，都是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单纯以动机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据。动机只有通过活动才能发挥和表现出来。只有很好的动机，没有相应的行动，动机就不过是一句空话。同样的动机，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的不同，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列宁指出：“我们有些人在评价某一党派的口号、策略和它的总方针时，经常错误地拿这个党派自己提出的愿望或动机来作根据。这样的评价实在要不得。俗话说得好，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反对只是以效果作为评价行为的单一根据。不讲动机的效果论对许多复杂的道德现象，无法作出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它会把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歪打正着的人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而这恰恰是人们的道德感所不能容许的。

　　马克思主义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主张联系动机看效果，透过效果看动机，把效果与动机结合起来评价人的行为。毛泽东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在动机与效果统一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是否合理的标准。